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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產品說明

品牌名稱

對象與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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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性

包裝組合

• 箱裝

重量

• 11kg~15kg
• 16kg~20kg

尺寸

• XL

商品規格

• 尺寸：褲型XL
  包裝規格：34片*6串
  適用體重：12kg~17kg
  產地：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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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北美西部開發中，與以印白衝突為基調的農業邊疆不同，毛皮貿易被認為是一種印第安人與歐洲裔毛皮商人合作的邊疆開發模式，種族主義最初呈現一種隱性狀態，表現並不明顯，許多毛皮商人按照印第安人的習俗同當地婦女結為夫妻。這種「鄉村婚姻」一度在西北地區的毛皮貿易中非常流行。但是，隨著雷德河定居區的建立、大批白人婦女的到來和基督教會的宣傳，白人的種族主義偏見日益暴露出來，「鄉村婚姻」逐漸被禁止，跨族通婚的婦女淪為白人種族主義的犧牲品。受白人種族主義的影響，印白通婚的混血後代也經歷了從印第安化到歐洲化的變遷，最終梅蒂人尋求民族獨立地位的抗爭也以失敗而告終。 　　關鍵詞：種族主義 跨族通婚 毛皮貿易 梅蒂人 印第安人 　　作者簡介：付成雙，南開大學世界近現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在白人種族主義盛行的北美殖民地，雖然白人殖民者與有色族裔婦女發生關係的事例為數不少，但真正長久並以婚姻為目的的，除了被後世神化的博卡洪塔以外，為數並不多。甚至廣為流傳的文學作品《與狼共舞》的主人公鄧巴中尉所愛戀的「揮拳而立」，也只是一名歸化為印第安人的白人女性。 　　與農業殖民地中因為白人對印第安人土地的渴求和種族歧視，從而導致兩族之間的對立、敵視和衝突有所不同的是：在北美毛皮貿易中，幾乎所有的毛皮商人都曾經與印第安婦女交往，甚至許多人按照印第安人的習俗結為夫妻，此即著名的「鄉村婚姻」。傳統的毛皮貿易研究主要關注各個毛皮公司之間的擴張與紛爭、帝國爭霸、毛皮貿易對印第安人的影響等話題，直到20世紀80年代，兩位年輕學者詹妮弗·布朗和西爾維婭·范·柯克選擇印第安婦女與毛皮商人的跨族交往作為研究主題，這個問題才引起學者們的重視。不過，許多探討跨族通婚主題的成果雖然詳細梳理了印白交往的起源、演變以及與此相關的諸多問題，但一直避談種族主義這個話題。其實，在近代白人殖民者與其他有色族裔的接觸中，種族主義是一個難以繞開的話題，它在「鄉村婚姻」中的作用由隱性向顯性的逐漸轉變可以作為研究這一文化偏見的經典案例。本文即試圖探討種族主義在印白通婚中的變遷，分析其社會後果，揭示「鄉村婚姻」的真相。 　　一、印白通婚的緣起 　　毛皮貿易是與傳統的農業邊疆截然不同的邊疆開發模式。在農業邊疆中，歐洲殖民者垂涎的只是印第安人的土地，印第安人被當作文明進步的敵人而遭受排斥和否定。歐洲白人殖民者在與印第安人接觸後，雖然建構了「高貴的野蠻人」和「嗜血的野蠻人」兩種截然相反的印第安人形象，但隨著邊疆的推進，否定性的「嗜血的野蠻人」形象越來越占據主流。其實，在希臘語最初的含義中，「野蠻人」一詞僅僅指對方語言怪異。但隨著歐洲社會的演進，這個詞彙不斷被注入新的內容。阿里亞娜·舍貝爾·達波洛尼亞指出：在啟蒙主義時代，除了盧梭等少數人以外，其他絕大多數人都是將歐洲人與非歐洲人對立起來的種族理論的信徒。在「文明戰勝野蠻」的幌子下，美洲的白人殖民者將種族偏見發揮到極致，對印第安人及其文化肆意詆毀。17世紀初期的維吉尼亞人塞繆爾·伯卡斯的觀點堪稱代表：「如此美好的土地，如此野蠻的人們，他們除了徒具人形外，沒有一點人性，不知道文明、藝術和宗教為何物，比他們所獵取的野獸還野蠻。1764年，麻薩諸塞的托馬斯·哈欽森也說道：「我們已經非常習慣地認為印第安人從本性上就比我們低劣，生來就是被奴役的。 　　在北美毛皮貿易中，最初卻沒有如農業邊疆那樣發展出赤裸裸的種族主義思想。究其原因，不是參與其中的白人毛皮商變好了，而是由毛皮貿易這種經濟形式的特性所決定的。毛皮貿易是「作為商人的白人和作為狩獵者的黃種人之間進行的一項合作」。白人貿易商需要印第安獵手為其捕獵毛皮。「除了極個別的特例外，印第安人對歐洲物品的渴望和歐洲人對印第安毛皮的渴望，是商人與西北地區的土著人之間『友誼』的唯一基礎。」毛皮貿易在它存在的絕大部分時間裡，都離不開印第安人的合作。而在貿易初期，白人對印第安人的需求更是遠遠大於後者對他們的需求。種族主義本來就是文化偏見與權力相結合的產物。在這種情形下，白人的種族優越感很難釋放。白人對印第安人即便抱有種族偏見，也不得不讓位於眼下的需要，充其量也只是一種隱形的種族主義情緒而已。 　　種族主義在歷史上有多種表現形式，但其背後都隱含著一種最基本的信念：自己的族群比他者的族群具有基因或者文化方面的優越性。在近代，白人種族優越論隨著歐洲殖民者的海外擴張而擴散到全球，成為自新大陸發現以來最主要的種族主義表現形式。它最根本的特徵就是強調白人相對於有色族裔在生理和文化上的優越性。這種優越論為他們以文明戰勝野蠻的名義征服新大陸提供了所謂的合法性。跨族通婚與種族主義是截然對立的。著名社會學家斯賓塞稱：「人類不同種族之間的通婚以及動物之間的雜交等大量證據表明：當不同種類的混合稍有差失，其結果不可避免地將是不好的那個。因此，從一定意義上說，跨族通婚可以看作兩個族群超越種族和文化偏見、進行友好交往的試金石。 　　法國人與印第安婦女之間的通婚早在殖民地建立之初就已開始。新法蘭西總督塞繆爾·尚普蘭曾對印第安酋長說：「我們年輕的小伙子將同您的女兒們結婚，我們就是一家人了。」由於殖民地缺乏白人婦女，法國殖民當局想通過跨族婚姻建立一個混血殖民地。當時的耶穌會則想讓印第安婦女學習白人文化和生活方式，並改信基督教。耶穌會神父勒茹納說道：通婚的目的是「讓她們像我們一樣，教誨她們上帝的真正教義，而且婚姻是穩定和恆久的」。正是在上述思想的指導下，新法蘭西殖民地最初對印白通婚予以鼓勵和支持。 　　然而，印白通婚在新法蘭西殖民地執行的效果並不理想。許多白人青年難以忍受新法蘭西的封建束縛，寧願跟隨印第安人遁入林中，成為白色的印第安人。勒茹納對此說道：「與印第安婦女通婚的那些法國人不僅不願意採取歐洲的儀式，而且他們的目的也與我們的期望相去甚遠，他們的目的是變成野蠻人。」因此，雖然新法蘭西最初鼓勵種族通婚，但並沒有帶來殖民當局所期望的社會穩定，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逃往西部，加入毛皮貿易的行列。對印白通婚結果深感失望的新法蘭西殖民當局在18世紀以後禁止殖民者再與印第安婦女通婚。 　　如果說新法蘭西殖民當局是為了建立一個穩定的定居殖民地而鼓勵印白通婚的話，那麼對於定居區以外從事毛皮貿易的那些群體來說，與印第安婦女通婚則是貿易能否成功的關鍵。馬里·桑德斯指出：「要想從印第安貿易中取得成功，在每一個部落娶一名印第安婦女為妻不僅是明智的，而且常常是必要的。」西部史專家丹尼爾·弗朗西斯更直截了當地指出：「如果一名毛皮商人想要確保土著人的領袖每年都把毛皮送到他的貿易站來，那麼沒有比同他的女兒結婚更好的方法了。」而對印第安人來說，想要持續得到白人的商品，尤其是槍枝彈藥的供應，維持自己部落在其他邊遠部落與白人毛皮商人之間的中間商地位，同白人聯姻也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手段。「印第安人中顯要人物的女兒同一名歐洲毛皮公司的青年結婚會鞏固貿易關係，並且在其他方式不可能的情況下擊敗反對者。」由此可見，與印第安婦女通婚成為印白兩族鞏固雙方關係、達到各自目的的最佳手段。大多數在西部長期從事毛皮貿易的商人都有印第安妻子，並最終在大湖區周圍產生了相當數量的混血家庭。 　　除了在大湖區從事海貍皮交易的新法蘭西毛皮販子以外，在以鹿皮貿易為主的東南部地區，英國的毛皮商人為了收集鹿皮，也選擇與克里克族印第安婦女結合。據稱，「幾乎每一名與克里克族進行毛皮貿易的商人都接納了一名印第安妻子並養育了一個混血家庭。」這些商人們通過與克里克族婦女聯姻，不僅可以得到支持，還積累了一批穩定的貨源。托馬斯·奈恩早在18世紀初就指出：「僅僅通過擁有那一個部族的情婦，他就在從查爾斯頓到密西西比河的每一個村落中都擁有了親戚，而在旅行中他一旦遇上與自己的姻親有關係的部落，後者就會將他當作自己人來招待和迎接。」 　　英國人1670年所建立的哈德遜灣公司最初計劃按照軍事管理模式建立一個家長式殖民地，並從一開始明令禁止其雇員與當地印第安婦女發生關係。然而，在見識了法國人由於同印第安人聯姻而在毛皮貿易中所取得的優勢後，英國毛皮公司的雇員們強烈要求允許他們同印第安婦女交往。因此，雖然有哈德遜灣公司的禁令，但其雇員同印第安婦女的交往一直存在。甚至許多貿易站主管也帶頭違反規定，他們「總是在貿易站中保留一名婦女，而且還如以前所見到的那樣把幾個孩子帶回老家」。如理察·諾頓的混血兒子摩西·諾頓不僅到歐洲學習9年，回來後還成為哈德遜灣公司在邱吉爾河地區的負責人，據說擁有5—6名印第安妻子。到18世紀70年代，哈德遜灣公司雇員與印第安婦女的婚姻最終得到了倫敦總部的認可。 　　由此可見，雖然新法蘭西殖民地以同化印第安婦女為目的的跨族通婚失敗了，但毛皮邊疆的印白通婚則持續存在，而且涉及的範圍越來越廣，以至於從南部的鹿皮貿易區到大湖區的海貍皮貿易區，甚至連最初禁止跨族通婚的哈德遜灣公司到18世紀中期也不得不承認跨族通婚的事實。我們雖然無法確定這些白人毛皮商在同印第安婦女交往的過程中是否還抱有種族主義觀念，但毫無疑問，他們的種族優越感在毛皮邊疆中沒有施展的空間：在貿易中他們不得不接受印第安人的交換規則，在與婦女的交往中也不得不遵循印第安人的習俗。 　　隨著毛皮邊疆不斷向西推進，大湖以西的西北地區成為白人毛皮商同印第安婦女交往的核心區域。伴隨著他們交往的增多而逐漸流行的「鄉村婚姻」則成為兩大族群跨族交往的典範，這種通婚形式不僅顛覆了對北美西部開發中印白尖銳衝突的傳統觀念，也大大豐富了世人對種族主義的認知。 　　二、種族主義隱身狀態下西北地區「鄉村婚姻」的流行 　　在七年戰爭以前，新法蘭西毛皮集團與以哈德遜灣為基地的英裔毛皮商人之間雖然也充滿商業競爭和軍事衝突，但雙方投入的人力較少，同印第安婦女的交往總體來說還是零散的，關係也相對不固定。新法蘭西陷落後，以蒙特婁為中心的聖勞倫斯毛皮集團組建的西北公司與哈德遜灣公司爭奪西北地區毛皮貿易控制權的鬥爭進一步加劇，公司雇員與印第安婦女的交往更為頻繁，關係也更趨穩定。其實，到18世紀中期，哈德遜灣公司的大部分貿易站站長都擁有印第安妻子，「沒有鄉村妻子（指印第安婦女）與之分享居處的商人是很少的」。到19世紀初期兩大公司競爭激烈的時候，估計西北地區四分之一的雇員都擁有印第安妻子，其家庭成員總共可能達到1500人，成為毛皮公司的沉重負擔。另外一項研究表明：在落基山以西地區，在1843年以前與白人有聯繫的印第安婦女達到幾千人。不過，與新法蘭西為了構建一個文明化的基督教徒定居區而採取的歐洲婚姻模式不同，西北地區的印白通婚主要是按照印第安人的風俗進行的，這就是著名的「鄉村婚姻」模式。根據這一模式，一名白人男子要想與一名印第安婦女結婚，必須先徵得女方家長的同意，並準備一份聘禮。聘禮的差別很大，有的可能達到數百英鎊。如1814年，鄧肯·麥克多基爾為了迎娶切努克族印第安酋長的女兒，就花了15支槍、15條毯子和一些其他財產。 　　雖然在印白交往中不排除性交易的可能性，也有一些貿易商人為了尋求刺激而同印第安婦女臨時結合，甚至有些人對印第安妻子始亂終棄，但仍然有許多「鄉村婚姻」從最初的相互利用變成真正的親情，從而持續終生。丹尼爾·哈曼的例子堪稱典型。他最初對於印白的結合不以為然，但還是在1805年同一名印第安婦女結婚。哈曼最初並沒有對妻子表現出太多的依戀，但隨著孩子們的出生，當1819年哈曼準備離開貿易區回到東部定居區的時候，他已經無法拋棄他的妻兒。按照他的說法：「將我深愛的孩子們扔在荒野中，我如何能夠在文明世界安心度日？一想到這樣我就痛苦得要死，我怎能把他們從母愛中奪走，而讓他們的母親在餘下的日子裡遭受失去兒女的痛苦？」哈曼最終把他的印第安妻子及子女都帶回了佛蒙特，並終身生活在一起。著名貿易商人亞歷山大·羅斯認為，種族通婚是「白人各個社會階層愛戀印第安之鄉的一個重要原因」，印第安婦女「甜美、舉止優雅，感情細膩而堅貞，是天生的好妻子」。羅斯本人1815年同一位印第安酋長的女兒結婚，並最終與其定居在雷德河居住區。據研究，有9名原西北公司的上層官員都與印第安妻子相愛終身。 　　在近代種族主義盛行的北美大陸，毛皮邊疆的「鄉村婚姻」能夠暫時壓制住白人內心的種族優越觀念，接受印第安人的風俗和規則，是由當時特定環境條件所決定的。 　　首先，毛皮邊疆白人婦女的缺乏和印第安婦女的相對過剩使「鄉村婚姻」成為可能。自從17世紀新法蘭西毛皮商人越過大湖進入西北地區，直到1806年，廣闊的西北地區在上百年的時間裡沒有白人婦女到來，而當時受僱於毛皮公司的員工大部分都是年輕人，雖然有的在歐洲或北美東部已有家室，但長期無法團聚。如1663年在東部新法蘭西殖民地，男性居民的平均年齡只有22.2歲。因此，在毛皮貿易時代，西北地區白人青年男性居多，卻沒有足夠的白人婦女群體。而與白人婦女的缺乏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西北地區土著婦女居多。由於受到長期的部落戰爭和瘟疫影響，土著婦女的數量大大超過各族男子的數量。在西部草原地區，女人和男人的比例大約是3：1。根據亞歷山大·亨利1805年的記錄，其領地內共有16995名印第安婦女，而男人只有7502名。同期在薩斯喀徹溫河上游地區，印第安婦女的數量為13632人，土著男子則只有4823人。 　　其次，印第安部落的社會風俗為白人雇員與土著婦女的結合提供了可能。不同於西歐男權社會中對性及婦女的瘋狂占有理念，印第安社會性觀念相比西歐要開放。雖然土著社會對於通姦行為懲罰嚴厲：如果一名婦女犯下通姦行為，一般會被丈夫「砸碎腦殼」，但是，印第安社會對於性分享和離婚的規定卻比歐洲天主教社會寬鬆得多。根據西部探險者戴維·湯普遜的記述：「當他們無法平靜共處的時候，就會像先前不太繁瑣的結婚儀式那樣，簡單分開，而且雙方可以自由地去追求所喜歡的任何人，並不認為這是品質上的污點。」在草原印第安部落中，多妻制盛行，酋長一般都擁有多名妻子，這不僅是一種經濟必需，也是一個男人地位和能力的象徵。有些印第安酋長為了讓毛皮商人接納婦女，也向白人灌輸「所有的大人物都應該有多名妻子」的理念。 　　北美土著人還有換妻的風俗，他們把這當作友誼的象徵。根據格雷厄姆記載，土著男子會把妻子「出借給其他男人一夜、一月或者一年，而且有時候會在數年內交換妻子」。根據土著社會的倫理規則，「出借妻子的習俗並不違背社會榮譽法則，相反，對上述珍貴禮物的拒絕才被視為對丈夫的羞辱」。換妻、多妻風俗並不影響土著婚姻的嚴肅性，夫妻雙方各盡義務，「比基督教所教化的文明民族的婚姻還要忠誠」。因此，當白人與印第安人接觸時，後者主動把妻子與女兒送給白人，這種在基督教倫理中被認為是極端荒唐的舉動卻是土著風俗的一部分，而且是友好的表示。當然，印第安人在表示友好的同時也並不是無欲無求，他們無法從白人那裡得到婦女作為回報，但卻期望得到友誼和物質的回報，這一點與舊世界的性交易有著本質區別。後者是赤裸裸的交換，而前者的基礎則是友誼和通好。白人最初很難分清這一點，並且戴著歐洲文化的有色眼鏡觀察印第安社會，因而產生很多偏見和誤解。據記載，大部分草原部落都主動尋求與白人通婚，甚至許多印第安丈夫鼓勵妻子與白人交往。西部貿易商人羅伯森還發現：在受到白人酒精飲料的毒害後，有的印第安人甚至為了得到一瓶白蘭地而出借自己的妻子。除此之外，人類社會早已流傳了數千年的性交易現象在土著社會也存在。據記載，早在18世紀30—40年代，每年就有60名女奴隸被送往蒙特婁。當年貿易商人小亞歷山大·亨利一度被土著部落要求進行交易的行為弄得不勝其煩，甚至禁止土著婦女在貿易站附近活動。 　　第三，印第安婦女在毛皮邊疆中的利用價值是「鄉村婚姻」得以維持的現實基礎。除了為白人提供家庭生活的溫暖以外，印第安婦女還在毛皮貿易中發揮著經濟和社會性的作用。首先，她們是一支重要的勞動力。在西北狩獵民族中，婦女除了照顧孩子和家庭外，還要負責採集和烹製食物、製作衣物、在男人打獵時背負物資等。其次，印第安婦女還能夠充當白人毛皮交易的翻譯、談判者和中間人，並教授白人土著社會的語言和文化。另外，有些土著婦女甚至直接參與到毛皮貿易之中。1821年，伊薩克·考伊稱：許多公司領導層的成功都「有賴於他們的妻子的智慧和良好建議」。其實，白人初到西北地區時不熟悉這一帶的自然情況，要想成功，只能採取土著社會的生存方式。而土著社會由於分工不同，許多關鍵性的生存技巧完全是由印第安婦女所壟斷的，後者把這些技巧傳授給白人，從而保證了毛皮站的生存。「印第安婦女傳統技術的經濟價值讓她們成為公司一支無價的勞動力。」埃德蒙頓貿易站站長約翰·羅恩指出：「這兒的女人工作努力，如果沒有她們，我不知道怎麼去完成公司的工作。」 　　需要指出的是，土著婦女在跨族通婚中並不是完全被動的，她們也利用自己的優勢以謀求自身地位的改善。土著婦女一方面承擔著繁重的社會勞動，另一方面又對自己的身體擁有較大的話語權，比舊世界的婦女們在婚姻方面擁有更大的自主權。一位溫尼巴古族印第安母親一邊告誡她的女兒要聽哥哥的話，不要讓他們尷尬，與此同時卻又指出：「但等你長大了，可以跟你認定的任何人結婚。」正是在這一看似矛盾的社會角色中，土著婦女也在積極尋求自身的角色定位，白人的到來無疑為她們提供了減輕負擔和謀求另外一種生活的機會，而土著社會的換妻風俗則為她們與白人的交往營造了一種寬鬆的社會氛圍。因此，范·柯克認為：「土著婦女在毛皮貿易中是積極的參與者，而不是被動的犧牲者。她們主動尋求通婚，以改變其生活與環境。蘭森也指出：「只要女性依然利用性這一因素，與他族的印第安人和歐美外來者建立聯繫，從而確保良好貿易得以開展，那麼，無論印第安人還是白人男子都在婦女的性活動方面沒有多少話語權。」 　　雖然有些印第安婦女利用白人與印第安人交易的機會，提升其社會地位，不過總體來說，這樣取得成功的畢竟是少數，大部分土著婦女通過她們辛勤的勞動為白人毛皮公司作出了貢獻。而她們看似改善的地位是建立在非常不穩固的基礎之上的，那就是她們對白人集團的有用性和其他族裔婦女的稀缺性。從白人貿易商與土著婦女按照印第安風俗結成的「鄉村婚姻」中似乎看不到白人種族主義的影子，但並不等於印白之間沒有文化上的衝突，也不等於白人毛皮商沒有種族主義觀念，只不過在當時特定的條件下，白人的種族優越情緒沒有用武之地，暫時蟄伏起來而已。只要毛皮邊疆的這種平衡不被打破，「鄉村婚姻」繼續流行，白人種族主義就難以現身。然而，隨著混血婦女數量的增多和白人婦女的到來，她們取代土著婦女先後成為毛皮商人結婚的主要對象。而隨著這些替代品的出現，原本隱形的白人種族偏見逐漸暴露出來，「鄉村婚姻」也由此走向沒落。 　　三、種族主義的興起與印白通婚時代的終結 　　毛皮邊疆的印白通婚以18世紀70年代為界，分為兩個時期。此前白人貿易商結婚的主要對象是印第安婦女。大約從18世紀70年代起，隨著「鄉村婚姻」的流行，混血婦女的數量越來越多，她們逐漸取代土著婦女成為白人結婚的首選對象。「鄉村婚姻」由此進入第二個歷史時期，即白人與印第安混血婦女的結合，這也是白人種族主義逐漸興起和「鄉村婚姻」走向沒落的階段。 　　在混血婦女出現以前，土著婦女是西北地區唯一可供通婚的對象，白人毛皮商主要是在不同的部落中選擇通婚對象。而混血婦女的出現，則為白人毛皮商人提供了另外一種可供通婚的選擇。到1770年以後，混血婦女的數量已經很多。如從1700年到1800年，哈德遜灣公司有記錄的混血子女有200人，其中96個男孩，99個女孩，另外5個性別不詳。另外，為了應對貿易競爭，在19世紀以前的30多年，各貿易站站長大多鼓勵員工結婚，這進一步增加了混血兒童的數量。結果，除了邊遠地區仍然選擇土著婦女結婚外，混血女子成為「鄉村婚姻」的主角。之所以會出現這一現象，其原因在於：第一，在落基山以東的廣大區域內，毛皮貿易網絡已經建立起來，與印第安婦女結合的商業意義不如以前那麼重要。當然在邊遠地區，跨族通婚仍然處於重要地位，甚至到1821年，哈德遜灣公司總督辛普森還強調「聯姻仍然是我們能夠獲得土著人友好的最安全的方式」。而隨著白人和印第安婦女交往增多，雙方矛盾也在加深，甚至有些部落開始禁止其婦女與白人交往。1806年，西北公司頒布法令，禁止雇員與印第安婦女結婚，而與混血女子的婚姻則不在禁止之列。這既可以看作混血女子群體壯大的標誌，也是促使「鄉村婚姻」進一步歐洲化的重要一步。第二，混血女子除了繼承其印第安母親的許多傳統技能外，更符合歐洲的審美標準。這些女孩「在修養方面也取得不少進步，她們生性聰敏，善於模仿，很快就掌握了精緻生活所需要的悠閒與優雅」。第三，白人父親的溺愛使得迎娶混血女孩更有利於年輕的毛皮雇員們未來的職業發展。許多白人父親不再按照印第安社會的風俗要求給新娘提供聘禮，而是按照歐洲習俗為女兒準備一份嫁妝。有些公司上層官員給女兒的嫁妝還相當可觀，如一個貿易站站長給他6個女兒每人的嫁妝都是1000英鎊。 　　雷德河定居區的出現以及隨之而來的教會人士和白人婦女對「鄉村婚姻」的攻擊使得跨族通婚成為白人種族主義的犧牲品。1811年，塞爾科克勳爵取得哈德遜灣公司的控制權後，在大湖以西的雷德河與阿西尼比亞河交界處建立雷德河居住區。此舉引起西北公司和哈德遜灣公司之間曠日持久的鬥爭，最終的結果是1821年兩個公司合併，哈德遜灣公司成為大湖以西的唯一主宰。塞爾科克殖民地的建立受到了毛皮公司員工的支持，它能夠為那些無力送子女到東部或歐洲接受教育的員工們提供一個比貿易站更為正規和穩定的兒童教育場所，而且退休的員工也有望在雷德河居住區得到安置。這讓哈德遜灣公司的廣大雇員看到了他們在退出毛皮貿易後，就近實現英國化的未來前景，他們既不需要同印第安妻兒分離，還避免回到英國或東部加拿大的一些不適。 　　不過，塞爾科克殖民地的建立卻給予「鄉村婚姻」嚴重打擊。其一，塞爾科克殖民地塑造了一種與此前150年的毛皮邊疆截然不同的農業定居模式。在這種模式下，毛皮貿易必不可少的印第安獵手、印第安婦女以及混血女孩所擅長的傳統技藝失去了原來的價值。在農業定居社會中，當時所認定的婦女最重要的四種品德是「虔誠、純潔、順從和顧家」，而土著婦女所擅長的傳統生存技能變成了與文明化的農業定居社會相對立的野蠻化的象徵。在白人定居者看來，只有去除這些野蠻性，文明的光芒才能照耀西部。塞爾科克殖民地的領袖麥克多奈爾鼓吹用白人妻子來終結「與印第安婦女所形成的邪惡而醜陋的聯繫」。其二，隨著白人婦女的到來，「鄉村婚姻」失去了存在的基礎，迎娶白人婦女成為新的婚姻時尚。「鄉村婚姻」雖然塑造了不少浪漫的愛情神話，但其存在的根本基礎是可供選擇的結婚對象的稀缺性和印第安婦女對毛皮貿易的有用性。農業定居社會的出現和白人婦女的到來則摧毀了上述基礎，白人婦女繼混血女子之後成為西部婚姻的新寵。 　　最先背叛「鄉村婚姻」的是哈德遜灣公司總督辛普森及一批上層官員。辛普森在19世紀20年代還對教會試圖否定「鄉村婚姻」的做法提出警告：教會「從一開始就應該知道：幾乎所有的紳士和雇員都有家庭，雖然結婚儀式不為人知，但任何試圖打破這一不文明的風俗都是徒勞的」。然而在1830年，辛普森卻帶頭拋棄混血妻子瑪格麗特·泰勒，到英國與他的表妹弗朗西絲結婚。雖然哈德遜灣公司的許多上層員工仍然忠於他們的混血妻子，但辛普森等人的行為無疑為其他毛皮商人拋棄鄉村妻子提供了樣板，同時也為隨後白人種族主義者批判和否定「鄉村婚姻」打開了方便之門。 　　教會爭奪婚姻主導權的鬥爭揭開了「鄉村婚姻」衰落的序幕。攜帶著白人種族主義偏見的新教教會來到雷德河居住區後，對「鄉村婚姻」展開猛烈的討伐。與天主教相比，新教教會存在更多的種族偏見，他們戴著白人種族偏見和歐洲文明優越論的雙重有色眼鏡來觀察毛皮邊疆的跨族通婚現象，從文明與野蠻的鬥爭這一角度對其展開攻擊。雷德河居住區著名的新教牧師約翰·韋斯特頑固地主張基督教婚姻是「文明社會的母體而不是產兒」，他詆毀按照印第安風俗所形成的「鄉村婚姻」是不道德的和邪惡的，因而不受保護。繼韋斯特之後的多名牧師也都堅持類似的種族主義態度，哈格里夫甚至公然聲稱：「找一個印第安女人做老婆跟找一個他祖母那樣的人結婚一樣荒謬。教會的上述舉動引起哈德遜灣公司許多對鄉村妻子不離不棄的高層的不滿和抵制。其中最著名的要數哥倫比亞地區主管麥克洛林與牧師赫伯特·比弗的衝突。持種族主義立場的比弗牧師及其妻子在1836年到達西部後，不僅不承認「鄉村婚姻」，還攻擊麥克洛林所負責的溫哥華貿易站充滿罪惡。麥克洛林的夫人瑪格麗特·麥凱被認為是「世界上最慈愛的婦女」，而比弗卻侮辱她僅僅是一名「情婦」。這引起麥克洛林的強烈不滿。針對比弗污衊貿易站是公司官員情婦收容站的言論，較為開明的牧師詹姆斯·道格拉斯反擊道：這些根據鄉村婚俗迎娶的女人「忠貞地同她們自己選擇的丈夫生活在一起，她們的婚姻被朋友們認可並符合久遠的風俗，這是極高的榮譽了」。雖然麥克洛林和比弗的衝突僅是個案，而且新教教會隨後也改變了立場，按照歐洲儀式為許多毛皮公司的雇員補辦了結婚手續，但教會為毛皮商人按基督教模式補辦結婚儀式本身就是對「鄉村婚姻」的否定，因而助長了白人對印第安婦女的歧視，使得原來在西北毛皮邊疆處於隱形狀態的種族偏見逐漸顯現出來，並一步步演化為赤裸裸的種族歧視。由此可見，伴隨著雷德河定居區的出現和教會的到來，整個西部的環境變了，英國化以及與白人婦女結婚成為新潮流，土著婦女在跨族通婚中的地位日益衰落。 　　白人婦女成為攻擊「鄉村婚姻」及土著婦女的「急先鋒」。在從毛皮邊疆向定居社會轉變的過程中，白人婦女與土著婦女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很顯然，如果想要建立一個以英國價值為榜樣的白人定居社會，白人婦女就必須取代土著婦女的地位，必須把後者從毛皮社會所占據的位置上驅逐出去。」如果說教會還只是利用其對婚姻的主導權來挖掉「鄉村婚姻」存在的根基的話，那隨著雷德河定居區的建立而到來的白人婦女為了維護種族優越地位，則對土著婦女極盡侮辱之能事，從而使整個社會的風向朝著否定「鄉村婚姻」的方向轉變。雷德河定居區的教會人士和公司上層的白人妻子組成一個精英圈子，白人婦女引導著當地的社會潮流，追求英國時尚，自認為在種族和道德方面高於土著女性。這個圈子禁絕跨族通婚的婦女進入。許多對「鄉村婚姻」保持忠誠的上層人士出於保護妻子的目的，也不願意他們的妻子拋頭露面，不過卻全力按照歐洲模式教育他們的子女，希望他們不再遭受類似的歧視，甚至連著名的貿易站站長道格拉斯都警告在英國留學的小女兒嚴守自己混血的秘密。 　　毛皮邊疆的消失最終敲響了「鄉村婚姻」的喪鐘。雖然雷德河定居區的建立、教會和白人婦女的到來營造了歧視土著婦女、否定「鄉村婚姻」的社會氛圍，但原本被寄予厚望的許多白人婦女並不適應西部邊疆的生活環境，包括辛普森夫人等多名白人婦女不得不返回歐洲。許多受過良好教育的混血女孩比那些遷移過來的白人婦女更適合毛皮邊疆的生活，依然是公司有潛力的年輕雇員們合適的結婚對象。因此，「鄉村婚姻」雖然在雷德河定居區受到非議，但只要毛皮貿易仍然存在，印白跨族通婚就會延續。然而，隨著19世紀40年代毛皮資源的枯竭、英美之間俄勒岡爭端的最終解決、歐洲市場上消費時尚的變化，毛皮貿易走到了盡頭。隨著加拿大聯邦的建立和來自安大略的大批農業移民的遷入，農業拓殖代替毛皮貿易成為加拿大西部新的發展方向。1869年，哈德遜灣公司與加拿大聯邦政府簽訂協議，以30萬英鎊的價格將公司所屬的西部土地賣給加拿大聯邦，標誌著哈德遜灣毛皮帝國的正式解體。 　　從1867年的康奈利案到1886年瓊斯案的法院判決，揭示了「鄉村婚姻」從被認可到被正式否決的歷史變遷。1867年，加拿大法庭審理「康奈利訴烏爾里奇」一案時，主審法官蒙克在充分聽取各方面關於「鄉村婚姻」的來龍去脈，以及康奈利與蘇珊共同生活23年的案情陳述以後，作出判決：「在西北地區被認為有效、合法的婚姻……而我卻宣布這種情況下形成的結合是非法同居，並把他們的子女標為私生子？我想我不能這樣做。也不會有任何的法律、正義、理智和道德允許這樣做！」法庭最終認定康奈利與蘇珊屬於合法婚姻，等於正式認可了「鄉村婚姻」的有效性。 　　然而，蒙克的判決並沒有成為其他類似判決的先例。隨著西部農業開發的大規模展開，白人農業定居者對印第安人的種族主義偏見持續增加。1886年，拉姆西法官在審理「瓊斯訴弗雷澤」一案時，推翻了此前蒙克法官對「鄉村婚姻」的認定，認為「一個文明人與野蠻婦女的同居，無論持續多長時間，都不能被認定為我們社會所定義的夫妻關係」。拉姆西法官的判例成為以後加拿大處理印白通婚案件的「範例」，當1912年安大略最高法院審理「福布斯訴福布斯」一案時，再次確認：「一個白人與印第安婦女沒有經過基督教儀式而以夫妻名義同居，只要他們所居住的地區存在能夠舉行儀式的機構，即不認定其為合法有效的婚姻關係。」由此可見， 「鄉村婚姻」從法律意義上被否決了，種族主義取得了勝利。 　　四、混血族群梅蒂人對白人種族主義的抗爭 　　19世紀20年代以後，越來越強烈的白人種族主義情緒不僅導致土著婦女失去了對「鄉村婚姻」的主導權，連通婚所產生的大批混血後代也遭受歧視，在毛皮公司中升遷受阻。面對白人種族主義的強大壓力，一批混血後代也越來越具有獨立的民族意識，他們開始彰顯自身的印第安血統，努力維護自身的權利。一個獨立的混血族群——梅蒂人由此逐漸形成。從一定程度上說，梅蒂人作為一個獨立的民族群體的出現本身就是西北地區逐漸興起的白人種族主義所催生的。 　　首先是歐洲化教育讓部分混血後代認識到自身的獨特性。毛皮商人在與印第安婦女跨族交往的最初時期，基本上對混血子女沒有特別關注，這些混血兒童基本上都隨母親加入印第安部落。從18世紀中期開始，隨著「鄉村婚姻」的流行，白人父親開始關注其混血子女的教育問題，並引導著混血子女的教育朝著歐洲化的方向發展。不僅一些有條件的公司上層官員將子女送到東部或者歐洲接受教育，連普通雇員也希望子女能夠接受歐洲文明的薰陶。哈德遜灣公司還在許多貿易站建立了學校，向這些混血子女傳授文化知識。混血男孩的培養目標是成為毛皮公司未來的中層人員；對於女孩們，則希望她們通過學習歐洲文化，將來能夠嫁給毛皮公司中有發展前途的年輕人。然而，歐洲化教育培養了這些混血子女的自我認同和獨立族群意識。接受歐洲化教育可以讓他們擺脫印第安文化的影響，接受基督教文化和倫理觀念，但也在無形中讓他們意識到自身作為混血群體所具有的獨特性。 　　面對歐洲化趨勢，西北公司的法裔混血子女與哈德遜灣公司的英裔混血子女所走的是不同道路：英裔混血子女主要走同化的路子，傾向於否認印第安屬性；而法裔混血後代則更注重對本群體權利的強調，承認其白人與印第安人雙重祖先身份。19世紀60年代初到西部進行地理考察的探險家派勒澤，就看到了蘇格蘭裔混血族群與法裔混血族群在對待歐洲化問題上的差異，認為如果前者的母親或妻子是印第安人，他對她們很好，但並不當作伴侶。而法裔混血族群則對印第安母親、妻子，尤其是岳母傾注全部感情。 　　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混血子女逐漸成長為新興的混血族群的領袖。毛皮公司上層的混血子女原本更傾向於融入歐洲文化，然而，白人移民的到來以及隨後興起的種族主義阻斷了他們的升遷之路。這些利益受到傷害但受過良好教育的混血子女成為後來梅蒂人權利運動的領導人。據統計，在1790—1810年，西北公司的30名混血後代在東部或英國接受教育，然後以紳士身份回到內地，這些人認為自己具有獨立身份和地位，成為後來梅蒂人爭取權利運動的領導人。梅蒂人的著名領袖路易·里埃爾正是從東部加拿大接受法律教育，然後返回雷德河定居區的。 　　其次，對自身經濟利益的追求使一些下層法裔雇員及其混血子女解除了與毛皮公司的關係，逐漸發展成為自由獵手，從而在走向梅蒂人的道路上邁出了重要一步。一些下層的法裔毛皮公司雇員升遷無望，便離開貿易站，通過通婚成為土著部落的一員，甚至許多法裔雇員正是因為受到土著妻子的鼓動才成為自由獵手的，如貿易站站長納爾遜一個下屬的妻子就經常鼓動其丈夫離開。這些白色印第安人經過一段時間的蟄伏後，會帶領混血家庭逐漸脫離印第安部落，新建自己的村落。這些獨立混血家庭要想繼續生存下去，就需要建立起對周圍區域毛皮獵捕和交易的控制權，在這一點上他們已經與以前的白人貿易商人和單純的印第安人或者混血後代不同，他們是梅蒂人的雛形。根據加拿大西部史學家福斯特的研究，在梅蒂人形成過程中，從公司雇員到自由獵手的轉變是關鍵性一步。自由獵手「與家人而不是與印第安部落或貿易站生活，為孩子們能夠融入一個不同於印第安人部落和貿易站的氛圍奠定了基礎」。 　　最終，以雷德河流域為中心的主要依靠獵捕野牛為生的這部分法裔混血族群發展成為梅蒂人。雷德河與阿西尼比亞河交匯區，地處從大湖區通向西北毛皮主產區的交通要道，這一帶水草豐美，野牛分布很廣。脫離毛皮公司的自由獵手及其家人逐漸在這一帶匯集，他們獵捕野牛，為西北公司提供牛肉餅，同時也向邊界以南開拓貿易，逐漸發展成為一支可觀的力量。當然，並不是所有的混血獵手或者毛皮公司的下層混血後代都自動發展成為梅蒂人。比如早在17世紀就定居在大湖周圍的蘇聖瑪麗、麥科米克等地區的那些法裔混血族群,面對毛皮貿易的衰落和白人農業移民的西進，並沒有發展出強烈的自我族群意識，也沒有產生強力的領袖。 　　雷德河居住區的建立和白人種族主義歧視，強化了雷德河周圍混血族群的自我民族意識，促使他們在政治上完成了向梅蒂人的轉變。1811年，哈德遜灣公司的塞爾科克勳爵在雷德河與阿西尼比亞河交匯處建立起雷德河定居區，遭到了西北公司的強烈敵視。西北公司為了達到反擊哈德遜灣公司的目的，於是挑動這一帶的梅蒂人攻擊雷德河居住區，理由是該居住區不僅對後者的生活和貿易造成損害，還威脅到他們對周邊土地的控制權。在西北公司利用梅蒂人打擊商業競爭對手的同時，雷德河地區的梅蒂人也利用兩大公司競爭所造成的緊張局勢來表達他們的利益訴求。1814年，雷德河居住區的領導人發布了著名的「牛肉餅宣言」，聲稱：牛肉餅對於殖民地居民的生存至關重要，「禁止任何人向外運輸任何供應品，包括鮮肉、干肉、穀物和蔬菜」。面對白人的挑釁，梅蒂人針鋒相對地在1815年發表宣言，闡述了他們不僅具有狩獵野牛的權利，還有按照自己認定的風俗習慣生活的自由，並且不接受任何地方政府的領導。這一宣言反映了雷德河地區的梅蒂人政治意識和自我認同意識的覺醒，實際上是他們作為一個獨立的民族群體出現的標誌。1818年，西北公司的高級官員威廉·麥基利夫雷在一封信中寫道：梅蒂人的首領格蘭特和其他人都「自視為獨立的土著部落的成員，對周圍土地擁有所有權，具有政治獨立性，並受到英國政府的保護」。由此可以判定，他們「在很久以前就已經成為一個分立的並獨具特色的印第安部族」。1870年，當哈德遜灣公司正式將西北地區轉讓給加拿大政府的時候，雷德河居住區共有11963人，其中白人1565名，印第安人558名，法裔梅蒂人5757名，英裔混血種人4083名。而且隨著歷史的發展，英裔混血種人與法裔梅蒂人越來越難以區分。 　　面對雷德河居住區的不斷壯大、日益膨脹的白人種族主義的壓力以及野牛逐漸減少的困境，梅蒂人為了維護本族的利益而進行著積極的抗爭。1849年，為了維護自由貿易的權利，梅蒂人集體對哈德遜灣公司的貿易壟斷權進行挑戰，並取得了塞耶爾審判的勝利。除了向白人毛皮公司爭取權利外，梅蒂人同周圍印第安部落的關係也漸行漸遠。因為爭奪野牛資源，梅蒂人與強大的蘇族交惡，雙方最終於1851年爆發了格蘭德康圖大戰。由67名梅蒂人獵手組成的隊伍在如今美國達科他州的格蘭德康圖擊敗了數倍於自己的蘇族獵手的圍攻，從而確立了在這一帶草原的霸主地位。 　　梅蒂人所取得的最大勝利當數1869—1870年在傑出領袖路易·里埃爾的領導下爭取自治權利的鬥爭。作為新成立的加拿大聯邦政府「從海洋到海洋」擴張的一部分，1869年，哈德遜灣公司以30萬英鎊的價格將整個魯伯特地區轉讓給加拿大聯邦政府。然而，上述轉讓是在無視西部土著人利益的情況下進行的，梅蒂人對於白人農業移民的湧入深感不安，在毛皮貿易行將結束和農業開發即將展開的形勢下，他們力圖保持原來以獵捕野牛為主的遊獵生活，維護本族的權利。梅蒂人在路易·里埃爾的領導下，宣布成立臨時政府，並同美國進行談判，以此向加拿大政府施壓。經過談判，1870年，加拿大聯邦政府簽署法令，新建馬尼托巴省，為梅蒂人提供140萬英畝的份地。路易·里埃爾的反抗取得了暫時性勝利。 　　然而，梅蒂人的勝利並沒有維持多久。隨著西部移民的湧入和野牛群的消失，馬尼托巴省的許多梅蒂人被迫向更遠的西北地區遷移。1883年，隨著太平洋鐵路的修建和農業移民的西進，遷移到西北地區的梅蒂人再次面臨絕境。路易·里埃爾力圖像1869年那樣，通過武裝鬥爭逼迫加拿大政府讓步，但這一次卻以失敗而告終。里埃爾戰敗被俘，並於1885年11月16日被聯邦政府在里賈納絞死。失去了馬尼托巴的土地，再加上1885年的失敗，梅蒂人在此後很長一段時間與北美印第安人一樣，流離失所，處於悲慘的境地，他們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以失敗而告終。 　　結論 　　「鄉村婚姻」是北美歷史上特殊環境下的社會文化現象，它隨著毛皮貿易的擴張而興起，也伴隨著這種邊疆開發模式的衰落而式微。它是毛皮貿易中連接印第安人和白人毛皮商的重要紐帶，也是毛皮貿易得以順利開展和長期延續的保障。「鄉村婚姻」不僅延續時間長，波及範圍廣，對北美歷史的影響深遠，還進一步詮釋了毛皮邊疆下印白合作這一主題。但是，「鄉村婚姻」伴隨著毛皮邊疆時代的結束而被最終否定也表明，它只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並沒有逃脫北美西部開發史上白人殖民者與印第安人之間所代表的文明與野蠻的對立和衝突，他們的合作從根本上說還是建立在功利性基礎之上的，一旦印第安人失去了利用價值，最終依然難以擺脫被否定和歧視的命運。 　　印第安婦女通過「鄉村婚姻」在毛皮貿易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相比於傳統形象中印第安人的消極被動形象，「鄉村婚姻」提供了一種印第安人與白人交往的新模式。印第安婦女為了改善自身的地位和處境，利用毛皮貿易所提供的契機，通過與白人接觸，締結跨族婚姻，並在毛皮貿易中留下了自己的身影。雖然在一定時期內，印第安人取得了一定的話語權，但這畢竟是特殊條件下的產物，隨著毛皮貿易的結束和白人婦女的到來，印第安婦女對白人失去了價值，最終淪為種族主義的犧牲品。 　　歐洲白人殖民者是攜帶著歐洲文化中種族優越論的遺產來到美洲大陸的。當印第安人成為他們向西部擴張道路上的障礙時，後者就祭出種族主義的大旗，詆毀印第安人是嗜血的、野蠻的異教徒，需要基督教文明加以征服，從而達到奪取印第安人土地的目的。在毛皮貿易初期，雖然印第安人對白人商品也有需求，但總體上是白人毛皮商人依賴印第安人的支持。在沒有其他族裔婦女可供選擇的情況下，跨族婚姻作為聯繫印白雙方的一個紐帶發展起來，白人即使對印第安人抱有種族偏見，也沒有發育的土壤。但隨著毛皮貿易的衰落和白人婦女的到來，印第安婦女及其部落失去了原來的作用，原本處於隱性狀態的白人種族觀念一步步發展成為種族主義，原本受到追捧的跨族婚姻也變成了白人種族主義攻擊的目標。 　　人類社會應該從「鄉村婚姻」的興衰、梅蒂人的悲慘遭遇，以及其他無數類似的慘劇中汲取教訓，避免種族主義的毒害再次發生。在肆虐的種族主義面前，沒有勝利者，白人社會與梅蒂人都為此付出了慘重代價。當今時代，雖然我們無法消除各個族群之間關於他者和我者的區分，但消除種族偏見，塑造一種包容、開放的社會文化氛圍無疑是各族群和平共處的基本前提。 付成雙 參考文獻 　　[1]種族主義的邊界[M].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達波洛尼亞, 2015 　　[2]The Role of Native Women in the Fur Trade Society of Western Canada, 1670-1830[J] . Frontiers: A Journal of Women Studies . 1984 (3) 　　[3]The Cult of True Womanhood: 1820-1860[J] . American Quarterly . 196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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